□星期日周刊記者 顧箏
  上海鐵合金廠是2006年6月25日正式停產的。
  小時候,鄭元驊這樣的工廠子弟都會在春節前被父親帶去廠里洗澡。站在工廠大門前,個子小小的鄭元驊們會非常羡慕,工廠的浴室旁邊就能看到熊熊燃燒的電爐,工廠很大很熱鬧。集體浴室的澡堂大得可以游泳,雖然會發出陣陣汗味。食堂里偶爾可以吃到大排骨、雞腿,非常香。
  然後就像一個電影鏡頭一樣,所有的“人氣”都消失了,偌大的廠子一下子變得靜悄悄的,工廠停產了,工人們回去了。
  “安靜得有點可怕。碰到這樣的事情,我一般都不說話,我要麼把自己關起來,要麼就去散步。其實是一種逃避,因為這是很痛苦的事情。別人都覺得我是一個蠻強的人,所以痛苦傷心的時候我不想讓別人看到。”
  鄭元驊早就消化了工廠要停產的情緒,可當這一天真的到來時,那些感受還是無法控制。聽到要求停產的消息,是2005年年初,鄭元驊向領導提出了一個要求,能不能晚點停,他想再做一點努力。他知道上海有產業調整的目標,所以在思考能否尋求其他發展。他們也準備了很多方案,看是否能把工廠的土地用來搞現代物流,把工廠的設備轉到外地和他人合作,盡最大可能將職工留下來。“總要想想能不能再做一些努力,死馬當活馬醫。”鄭元驊說。
  在接到停產消息的時候,鄭元驊沒有馬上執行,而是想再做一些努力。他從來不是一個“聽話”的管理者,他對自己有這樣的評價:“我喜歡規規矩矩做事,但我好像,有時候也不是循規蹈矩的人,會別出心裁地做事。”
  這樣的不循規蹈矩在他20多歲的時候就表現出來了。
  在那個上山下鄉的年代,鄭元驊去的是崇明躍進農場。去了一年,他就被任命為副連長,管生活。又過了一年,他被任命為指導員。“那個時候提拔人唯一的標準是你做生活(上海話,幹活)賣力嗎?我總希望自己做得好一點,能夠得到大家認可。”
  鄭元驊所負責的連隊,糧食、棉花的產量比較高,伙食比較好,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很高,是當時農場的先進連隊,過春節回上海的時候,有的勞動積極分子人可以抱著一隻鵝或鴨回家。
  這一切不同是怎麼發生的?
  “生活連長管食堂,管浴室,我想,我得改善一下大家的伙食。那個時候我們吃得很差的,你知道崇明有一種生瓜嗎?我們幾乎每天都吃它,生活過得很單調乏味。所以我想養點雞啊鴨啊,改善改善大家伙食。”鄭元驊回憶說。
  星期日:想辦法改善大家的伙食是生活連長的責任嗎?
  鄭元驊:並不是,我所做的其實是有點犯小錯誤的,是資本主義的尾巴。我們那時連隊里有畜牧排,畜牧排養的東西都是要上繳的,那我就又去買了一點動物讓他們帶著一起養。買了四隻小羊,羊的繁殖能力很強,到了年底變成20只,高興壞了。我們還養了雞、鴨、鵝、豬等,除了用來改善伙食外,我後來又拿來做“物質刺激”。我們那時搞勞動競賽,摘棉花、種水稻等等,如果最終得到第一名的話,過年回家的時候可以得到一隻鵝,第二名是一隻鴨,以此類推。
  星期日:這樣的做法聽著很有意思,可你說是有錯誤的?
  鄭元驊:你這個年紀可能不知道。當時批判唯生產力論,搞勞動競賽的時候進行物質刺激,絕對是唯生產力論。
  星期日:既然是犯錯誤,那你為什麼還要做這樣的事情?
  鄭元驊:有物質刺激,幹活很有勁頭。而且那個時候農場職工,物質很貧乏,如果春節能帶點東西回去,你想想看,抱著一隻那麼大的鵝回去,他在家會很光榮,家裡人也會覺得你們這個連隊很好,會更為安心。
  星期日:做這樣的事情,你要冒風險嗎,會不會被批評?
  鄭元驊:當然,有時還要寫檢查。在農場,冬天農閑時的主要工作是開河,這是一件現在回想起來艱苦得有點可怕的活。記得有一年冬天,我們又要去開河,你想赤腳走在河裡的污泥中該有多冷啊,很多人都因此落下病來。我就去買了農田靴,實際上就是套鞋,8元一雙,總共花了800元。後來場部就讓我寫檢查,我說檢查可以寫,但農田靴不能沒收,後來我們副指導員寫了800個字的檢查,一個字一塊錢(笑)。其實穿雙套鞋,對身體有保護,對工作效率提高也有幫助,有意義的事情我就做,寫檢查就寫吧。
  星期日:在那樣一個做什麼事情都有“規矩”,都要“聽話”的時代,你好像是挺特別的?你為這樣的特別付出代價嗎?
  鄭元驊:我在管理者中是比較另類的,我不循規蹈矩。代價大概是,我這個連隊可以一直評到先進連隊,但我個人是評不到先進個人的(笑)。不過我們當時的領導也是很不錯的,一直讓我坐在指導員的位子上,最多只是錶面批評一樣,我想他是認可我的。後來當我頂替父親進廠工作後,廠里派人到農場對我進行調查,農場里的領導們對他們說:“你們撿到塊好材料,你們知道嗎?
  星期日:你在鐵合金廠也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,2006年前後,當上層領導提出了讓你們廠停產的要求,你為什麼還要做很多努力,想讓工廠繼續往前走?
  鄭元驊:很多人即將失去工作,而他們曾經為這個廠的生存發展付出了很多。1980年代紡織工人下崗的時候,大多是女性,她們回到家是不下崗的,還可以操持家務。而我們廠都是鋼鐵工人,男性,技能也比較單一,他們下崗後回家做什麼呢?我還想做一下努力,當然最後沒有成功。不過我們的員工都清楚,我們這批最後的留守者並沒有把企業搞垮,我們是順應上海產業結構調整才停的。當時我所欣慰的是我們廠是以贏利的狀態在上海工業領域“光榮退役”的。
  星期日:以贏利的狀態結束,對你的意義是什麼呢?
  鄭元驊:這個意義我也搞不清楚是什麼,可能是尊嚴吧。對廠里的人來說,我們不是破產、資不抵債的工廠的員工,這個感覺是不一樣的,我們至少對得起當年白手起家的創業者,對得起幾代鐵合金工人,對得起自己曾經的努力。否則會有失敗感,失敗者的感覺是很糟糕的。
  星期日:以贏利的狀態結束意義會不同,但很可惜的是,結果仍然是結束,那個時候你的感受是什麼?
  鄭元驊:一個人很無奈的時候,是什麼感覺?一直以來,我很少有束手無策的時候,什麼事情,總能想出辦法來。但當所有的努力都破滅,什麼路都走不通的時候,我感覺很無奈。如果有能力,我當然想管所有的工廠員工,但是我無能為力。現在說起這些,我還是有點難過,這是很難忘的事,但我之前好像已經故意把它忘了。  (原標題:那些付出了努力,最後卻失去了工作的人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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