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nshine

　　□星期日周刊記者 顧箏
　　上海鐵合金廠是2006年6月25日正式停產的。
　　小時候，鄭元驊這樣的工廠子弟都會在春節前被父親帶去廠里洗澡。站在工廠大門前，個子小小的鄭元驊們會非常羡慕，工廠的浴室旁邊就能看到熊熊燃燒的電爐，工廠很大很熱鬧。集體浴室的澡堂大得可以游泳，雖然會發出陣陣汗味。食堂里偶爾可以吃到大排骨、雞腿，非常香。
　　然後就像一個電影鏡頭一樣，所有的“人氣”都消失了，偌大的廠子一下子變得靜悄悄的，工廠停產了，工人們回去了。
　　“安靜得有點可怕。碰到這樣的事情，我一般都不說話，我要麼把自己關起來，要麼就去散步。其實是一種逃避，因為這是很痛苦的事情。別人都覺得我是一個蠻強的人，所以痛苦傷心的時候我不想讓別人看到。”
　　鄭元驊早就消化了工廠要停產的情緒，可當這一天真的到來時，那些感受還是無法控制。聽到要求停產的消息，是2005年年初，鄭元驊向領導提出了一個要求，能不能晚點停，他想再做一點努力。他知道上海有產業調整的目標，所以在思考能否尋求其他發展。他們也準備了很多方案，看是否能把工廠的土地用來搞現代物流，把工廠的設備轉到外地和他人合作，盡最大可能將職工留下來。“總要想想能不能再做一些努力，死馬當活馬醫。”鄭元驊說。
　　在接到停產消息的時候，鄭元驊沒有馬上執行，而是想再做一些努力。他從來不是一個“聽話”的管理者，他對自己有這樣的評價：“我喜歡規規矩矩做事，但我好像，有時候也不是循規蹈矩的人，會別出心裁地做事。”
　　這樣的不循規蹈矩在他20多歲的時候就表現出來了。
　　在那個上山下鄉的年代，鄭元驊去的是崇明躍進農場。去了一年，他就被任命為副連長，管生活。又過了一年，他被任命為指導員。“那個時候提拔人唯一的標準是你做生活（上海話，幹活）賣力嗎？我總希望自己做得好一點，能夠得到大家認可。”
　　鄭元驊所負責的連隊，糧食、棉花的產量比較高，伙食比較好，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很高，是當時農場的先進連隊，過春節回上海的時候，有的勞動積極分子人可以抱著一隻鵝或鴨回家。
　　這一切不同是怎麼發生的？
　　“生活連長管食堂，管浴室，我想，我得改善一下大家的伙食。那個時候我們吃得很差的，你知道崇明有一種生瓜嗎？我們幾乎每天都吃它，生活過得很單調乏味。所以我想養點雞啊鴨啊，改善改善大家伙食。”鄭元驊回憶說。
　　星期日：想辦法改善大家的伙食是生活連長的責任嗎？
　　鄭元驊：並不是，我所做的其實是有點犯小錯誤的，是資本主義的尾巴。我們那時連隊里有畜牧排，畜牧排養的東西都是要上繳的，那我就又去買了一點動物讓他們帶著一起養。買了四隻小羊，羊的繁殖能力很強，到了年底變成20只，高興壞了。我們還養了雞、鴨、鵝、豬等，除了用來改善伙食外，我後來又拿來做“物質刺激”。我們那時搞勞動競賽，摘棉花、種水稻等等，如果最終得到第一名的話，過年回家的時候可以得到一隻鵝，第二名是一隻鴨，以此類推。
　　星期日：這樣的做法聽著很有意思，可你說是有錯誤的？
　　鄭元驊：你這個年紀可能不知道。當時批判唯生產力論，搞勞動競賽的時候進行物質刺激，絕對是唯生產力論。
　　星期日：既然是犯錯誤，那你為什麼還要做這樣的事情？
　　鄭元驊：有物質刺激，幹活很有勁頭。而且那個時候農場職工，物質很貧乏，如果春節能帶點東西回去，你想想看，抱著一隻那麼大的鵝回去，他在家會很光榮，家裡人也會覺得你們這個連隊很好，會更為安心。
　　星期日：做這樣的事情，你要冒風險嗎，會不會被批評？
　　鄭元驊：當然，有時還要寫檢查。在農場，冬天農閑時的主要工作是開河，這是一件現在回想起來艱苦得有點可怕的活。記得有一年冬天，我們又要去開河，你想赤腳走在河裡的污泥中該有多冷啊，很多人都因此落下病來。我就去買了農田靴，實際上就是套鞋，8元一雙，總共花了800元。後來場部就讓我寫檢查，我說檢查可以寫，但農田靴不能沒收，後來我們副指導員寫了800個字的檢查，一個字一塊錢（笑）。其實穿雙套鞋，對身體有保護，對工作效率提高也有幫助，有意義的事情我就做，寫檢查就寫吧。
　　星期日：在那樣一個做什麼事情都有“規矩”，都要“聽話”的時代，你好像是挺特別的？你為這樣的特別付出代價嗎？
　　鄭元驊：我在管理者中是比較另類的，我不循規蹈矩。代價大概是，我這個連隊可以一直評到先進連隊，但我個人是評不到先進個人的（笑）。不過我們當時的領導也是很不錯的，一直讓我坐在指導員的位子上，最多只是錶面批評一樣，我想他是認可我的。後來當我頂替父親進廠工作後，廠里派人到農場對我進行調查，農場里的領導們對他們說：“你們撿到塊好材料，你們知道嗎？
　　星期日：你在鐵合金廠也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，2006年前後，當上層領導提出了讓你們廠停產的要求，你為什麼還要做很多努力，想讓工廠繼續往前走？
　　鄭元驊：很多人即將失去工作，而他們曾經為這個廠的生存發展付出了很多。1980年代紡織工人下崗的時候，大多是女性，她們回到家是不下崗的，還可以操持家務。而我們廠都是鋼鐵工人，男性，技能也比較單一，他們下崗後回家做什麼呢？我還想做一下努力，當然最後沒有成功。不過我們的員工都清楚，我們這批最後的留守者並沒有把企業搞垮，我們是順應上海產業結構調整才停的。當時我所欣慰的是我們廠是以贏利的狀態在上海工業領域“光榮退役”的。
　　星期日：以贏利的狀態結束，對你的意義是什麼呢？
　　鄭元驊：這個意義我也搞不清楚是什麼，可能是尊嚴吧。對廠里的人來說，我們不是破產、資不抵債的工廠的員工，這個感覺是不一樣的，我們至少對得起當年白手起家的創業者，對得起幾代鐵合金工人，對得起自己曾經的努力。否則會有失敗感，失敗者的感覺是很糟糕的。
　　星期日：以贏利的狀態結束意義會不同，但很可惜的是，結果仍然是結束，那個時候你的感受是什麼？
　　鄭元驊：一個人很無奈的時候，是什麼感覺？一直以來，我很少有束手無策的時候，什麼事情，總能想出辦法來。但當所有的努力都破滅，什麼路都走不通的時候，我感覺很無奈。如果有能力，我當然想管所有的工廠員工，但是我無能為力。現在說起這些，我還是有點難過，這是很難忘的事，但我之前好像已經故意把它忘了。　　（原標題：那些付出了努力，最後卻失去了工作的人呢）